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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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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家庙、家训、家法都是孝文化的发展与衍变

—— 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海瀛浅谈孝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百善孝为先本乎人之血缘亲情,人若不能敬父母,必不能忠于国家、友于兄弟、睦于宗族、笃于乡里。可以说,敬父母、忠于国家、友于兄弟、睦于宗族、笃于乡里,构成了孝文化的丰富内涵,而独立建造祠堂、家庙以及各种规则、训诫、家训、家法等等,都是孝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兹就孝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与演变,考察如下:
一,孝文化的内涵:
孝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舜帝孝感动天的非凡业绩,深刻地揭示了孝文化的丰富内涵。
据《史记》记载,舜在当天子以前,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并让他居住在妫水旁,子孙遂以水名为姓,是为妫姓。《水经注》曰:“历山,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妫水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老城南,即今永济西北。山西永济就是妫姓的起源地,而妫姓是上古八大姓之一,被尊为最古老的姓氏。
《史记》记载,舜名重华,因做过虞部落的酋长,故习称虞舜。虞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说是帝颛顼的后裔,但已五世为庶人,属于社会下层。虞舜的遭遇又十分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去世很早。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虞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里,父亲心眼不好,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骜不驯,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加害于虞舜。但虞舜对父母仍不失孝子之道,对弟弟仍不失兄长之谊。多年如一日,从不懈怠。虞舜在家人加害于他的时候,总是巧妙脱逃,随后便又回到他们身边。虞舜以如此非凡的品德善待家人,名声大振。虞舜在家中身处逆境,但还要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支撑家务。虞舜在历山耕耘,在雷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造陶器,在寿丘制作家用器物,还要到负夏做生意,虞舜为了养家糊口,四处奔波。相传,虞舜在30岁的时候,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承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虞舜。尧遂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虞舜,以便对他的品德和能力进行进一步的考察。虞舜不但能与二女和睦相处,而且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人格魅力。虞舜在历山耕耘,历山之人皆让畔;虞舜在雷泽打鱼,雷泽之人皆让居。他在那里劳作,那里便兴起礼让之风。他到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那里制作陶器的人们都跟着他认真操作,精益求精,从而杜绝了粗制滥造。尧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于是便赏赐了虞舜许多礼品,还为他修筑了仓房。虞舜得到这些赏赐后,他的父亲和弟弟都急红了眼,于是便想害死虞舜,霸占这些财物。瞽叟借虞舜修补仓房屋顶之机,便在下面纵火烧仓房。虞舜用两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才幸免于难。后来,瞽叟又让虞舜挖井,井已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企图将虞舜活埋在里边。多亏虞舜早有防备,已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才从通道逃出。对于这些加害于他的阴谋诡计,虞舜都不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
后来,尧让虞舜参与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虞舜又经受了各种磨练。虞舜任职期间,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还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尧没有起用的“八元”、“八恺”,虞舜把他们全部起用了。高辛氏后裔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高阳氏后裔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虞舜任命“八元”管土地,任命“八恺”管教化,又让契管民人,伯益管山川林泽,伯夷主管祭祀,皋陶作刑,等等。又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之地。这些影响深远的重大措施,充分显示了虞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华。经过多方面的考验,虞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于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终于让位给虞舜。
虞舜登上皇位后,定都蒲阪(今山永济境内),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史称他在位期间,选贤任能,远离小人,制礼作乐,德及四方,是少有的太平盛世。所以后人用“舜日尧年”来形容太平盛世。
由此可见,妫姓开宗立姓之始祖虞舜,就是一位孝敬父母、忠于国家、友于兄弟、睦于宗族、笃于乡里的杰出代表,他的非凡业绩,深刻地揭示了孝文化的丰富内涵。
二,孝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孝文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在明前期,一般民户包括官僚士大夫在内,是不准单独立庙祭祀其祖先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得到明世宗的批准后,一般臣民才有了独立建造祠堂的权利。在此之前,一般臣民的祠堂只能设在自己的居室内。嘉靖以后,独立建祠,蔚然成风。
这些独立建造的祠堂,亦称家庙,成为祭祀祖先的场所后,为了便于称呼,都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此即堂名之由来。在广为流行的《百家姓》中,大凡每个姓氏几乎都有堂号,这些堂号或是赞美祖先的才学道德,或是记叙其功业善行,或是源于故事传说,其目的都是让家族的后人不要忘本。
张氏的堂名“百忍堂”就是赞美其先祖的道德风范的。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山东寿张有一户九世同堂的张姓大家族,家长名叫张公艺,唐高宗赴泰山祭祀,顺路亲临其家,问其为何九代人能和睦相处?公艺遂写一百个“忍”字作答。唐高宗连连称善,并下令赐以缣帛,以示祝贺。张氏后人遂以“百忍”为堂号,期望世世代代聚居相安。此即张姓“百忍堂”之由来。独立建造的张氏祠堂,通常都挂有“百忍堂”匾额。凡喜庆节日悬挂的灯笼上,正面书“张”,背面书“百忍堂”。  
家训、家法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献,它是族中长辈教育子孙和族人如何居官、治家、读书、做人的劝勉训诫之辞以及规范家人族众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家法较之家训具有更多的强制姓,是族长或家长对全体成员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它一旦以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在整个家族中就具有不可轻视的权威性。但从许多族谱记载的具体内容来看,家训、家法、家规、家约、家箴、家范、族规、祠禁等,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强调重纲常、祭祖宗、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亲师友、训子孙、睦邻里、肃闰门、慎婚姻、严治家、尚勤俭、力本业、节财用、完国赋、息争讼等。
除了这种全面系统的家训、家法以外,还有专门留给儿子的家训,也有关于就某个问题或针对某种情况或某种现象,留给子孙后代的家训。例如,
清初学者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明末诸生,入清未仕,一生以讲学、着述为务。他撰写的《补农书》系统记载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经营与农业技术,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农书。他的《示儿》家训,就是要他的儿子做一个“忠信笃敬”的人。他在《示儿》中写道:
“忠信笃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不敬
信父兄,在学堂不敬信师友,欺诈傲慢,习以性
成,望其读书明义理,向后长进,难矣。欺诈与
否,于语言见之;傲慢与否,于动止见之,不可
掩也。自以为得,则害己;诱人出此,则害人。
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适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
大不幸也,戒之戒之。戊申春季书。”
(见张履释《杨园先生全集·示儿》)
在我国古代,官僚士大夫中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常常有关于就某个问题或针对某种情况,留给子孙后代的家训。这在正史中有很多记载。诸如东汉光武帝时大司空张纯,就有关于他死后他的爵位和领地“承袭”问题的家训。建武三十二年(56),张纯临终时,在给总管他的家务的佐官的遗训中说:
我作为大司空无功于时代,反而辱蒙朝廷赐予的爵位和封土,我死了以后,子孙不要议论传袭之事。
(原文见《后汉书·张纯传》)
又例如,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就有关于不为子孙立田园的家训。《新唐书·张嘉贞传》载:“嘉贞虽贵,不立田园。有劝之者,”答曰:
我已经做到宰相了,倘若不死,难道还会有饥寒之忧吗?如果因谪降而去,即或拥有大量田产房屋,也必将被没入为官也。近世士大夫一定要广置田地房屋,其结果只不过是为不肖子孙作为酒色之费消耗殆尽罢了。我不为子孙立田园,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原文见《新唐书·张嘉贞传》)
在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训,首推南北朝时北齐临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个家训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许多传统美德,都是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以上这些祠堂、家庙、堂名、堂号、家训、家法,都是孝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作者简介:
张海瀛 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 研究员
吴晗研究会 副会长
首届中国谱牒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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