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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孝的本质

 

  董大中
 
    一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孝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就受到质疑,在二十世纪,孝一直被当作封建道德,受到批判。近年来一些人提出尊重孝道,发扬孝道,仍有以“封建伦理”给予指斥的。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孝属于人类生命哲学,把孝说成封建伦理,并不妥当。
首先,就孝的生成这一发生学而言,早在封建社会,甚至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存在,并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
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属于某个民族所专有,它是全人类的。联合国在一九八二年第三十七届大会上通过的一个文件中说:“尊敬和照顾年长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化中的少数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跟孔子同时代、古希腊文明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写道:“以食物奉养双亲比供养其他人更重要,因为他们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奉养我们的生身之亲人超过对自己的照顾,是更值得赞扬的事。”此后,欧洲许多着名学者都有类似的论述。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说到“在家庭里,由于一些内在的原因,应由父亲来发号施令”的第三点理由是:“子女必须服从父亲,开头是由于不得不然,后来是由于感恩。他们前半生既然靠父亲满足了种种需要,就应该贡献出后半生来赡养父亲。”这几段话里没有说到“孝”,是因为在西方语言里没有跟“孝”相对应的词语,但含有这样的意思。“尊敬和照顾年长者”,在家庭说,就是孝。
就中国而言,孝的产生同样十分久远。有人说,孝产生在殷商(杨荣国),有人说“孝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还有人说“孝在初始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我在《董永新论》中把孝的产生分作四个阶段:“概言之,孝的观念的形成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最初是原始的近乎本能的年少者对父母和其他长辈的扶持、奉养、爱护、尊敬,第二阶段是孝的概念的形成,即语言上有了‘孝’及其比较明确的所指,第三阶段是‘孝’字的产生,第四阶段便是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道德,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自觉追求。不能把孝的观念和孝的行为等同起来。”我又说:“每一个阶段的时间跨度,都会是其后一个阶段的几倍或几十倍,越向前,经历的时间越长。”(第6页)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自有甲骨文起,就有“孝”字。甲骨文的“孝”,像长着长头发的老人。到了金文里,“孝”的上部是朝左长着长头发的老人。“老”和“孝”上半部相同,“老”的上半部也是长着长头发的老人。区别在下半部。“老”的下半部像三条腿支撑着,三条腿是人的两条腿以外还有一根手杖。“孝”在老人之下,有“子”(小孩),老人的手按着小孩的头,是小孩用头扶着老人行走。小篆的“孝”基本上同于金文。到了楷书的写法,完全失去了象形的意味。前引康学伟的话和杨荣国的观点,实际分别指孝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杨荣国说是殷商,当是根据那时的甲骨文已经有了“孝”这个字。不能把“孝”字的产生当作孝的产生,两者是很不相同的。其实在尧舜时代,孝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风范,这从尧帝让贤的故事即可看出。孝在尧舜时代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价值标准,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可见它的产生是在很久以前。尧舜生活在氏族社会,那时还没有阶级,更不到封建时代,怎么能说它是封建伦理呢?
其次,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孝乃出于天性,不是任何一种外力所可支配。
我所见大多数有关孝的着作,在序言或解读中,无不强调“孝”出于“天性”。《孝经》第九章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清初周真人作《文昌帝君孝经》第十四章说:“孝之为道,本乎自然,无俟勉强;不学而能,随行而达。”又说:“读书明理,因心率爱,因心率敬,于孝自全。愚氓愚俗,不雕不琢,无乖无戾,孝理自在。苟具灵根,知爱率爱,知敬率敬,于孝可推。”康熙五十七年萧梅亭为《宝善堂重刻注释演说二十四孝故事》所作《序》说:“……孝为百行之原,尤先务焉。最能发性天之真,振鼓舞之气者,无如援古人之事,日与后生讲演……”《二十四孝案证》卷首假托《太乙天尊叙》(太乙天尊是神话人物)曰:“盖闻立命之学,主于尽性;修身之道,重夫敦伦。故爱敬开仁义之源,孝友昭人伦之要。卓哉至道,允矣懿型……是故尧舜之道,无他,皆根于天性之自然也已。……”孙忠亮为《百孝图说》所作《序》说:“孝为八德之首,根于天性,发于自然。古圣帝明王以孝治天下,以长治久安,必基于此也。”孝是理性行为,但也同样由天性所致,就在于两代人之间具有天然的血亲关系。一个人从出世就生活在双亲的百般阿护和照料之中,积以时日,凡稍有感情和理性认知者,都会以相同的爱对待阿护、抚育自己的父母,这便是孝。
当然,当孝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时,它的出自天性的这个特点便退居次要的地位,但由此带来的它的本质属性——不属于封建伦理——,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再次,就孝的本来意义而言,它施行的对象和范围,始终存在家庭之内,亲人之间,跟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团体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
《孝经》第六章谈“庶人”之孝,其中说:“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孝无终始”就是孝是永恒的,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而且不分阶级,身份,无论什么人,在孝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应该特殊。就是说,孝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时代性。即使在人的自我解放得到完全实现以后,孝依然应该继续发扬。人类存在一天,孝就一天不能消弭。从古到今,任何一个人,上自皇帝、国君,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应该向父母、尊亲行孝,都有一个他是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在。再伟大、高贵的人物,不因你伟大和高贵可以对父母不孝,也不会因此在虐待父母时受到世人的宽恕。同样道理,一个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却因为对父母极孝,照样会受到世人的尊崇,照样会被历史学家、方志专家写到《孝子传》里,《二十四孝》里的董永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最后,孝是彻底非功利性的,它没有别的目的,它惟一的目的就是把生我养我的父母照料好,让他们生活得幸福愉快。
过去人们常常把“孝”和另外几个伦理道德范畴相提并论,如说“忠孝节义”、“节孝”、“忠孝不能双全”等。究其实,那几个伦理道德概念跟“孝”是不尽相同的。“忠”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往往跟一方对一方的服从和服务联系在一起。主子要求奴仆对他忠心,奴隶主要求奴隶对他忠心。在那个时候,人们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民族观念和家族观念不同)还没有形成,所以不存在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这个意思。在封建社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念的封建君主,自然会把“忠”这一道德概念拿过来为己所用,并把它跟“孝”联系在一起,组成“忠孝”这一道德范畴,“忠”是“孝”的扩大,“以孝治天下”就是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地“忠”于皇上。实际上它是人们死心踏地地把自己出卖给皇帝的同义语。也可以说,“孝”是自然的,而“忠”是社会的;孝是非功利的,而忠则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在。其他几个概念跟“忠”相类。“义”,是在错综复杂、尔虞我诈的旧时代,人们以某种利益、某种愿景为出发点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道德信条,是人们靠情义、恩情做纽带的一种临时组合。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历来被当作“义”的典范。它同样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并不具有恒久性,而且跟“法”常常不能相容。“节”是对女性的要求,其主旨是从一而终,即在丈夫死后也要至死不嫁。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三纲”中“夫为妇纲”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主奴关系,要执行“夫为妇纲”,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节”,最可悲的还要为丈夫殉葬。它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女子不是独立的人,她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已。男人死了妻子,可以再娶,唯女子要守贞节,这是不合理的。要说封建伦理道德,这几个东西,才都是货真价实的封建伦理。不能把孝跟这些德目等同看待。联合国文件说“尊敬和照顾年长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化中的少数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而不及其他,足以说明问题。
 
 
如何认识孝的本质,关键之一,在对孝有没有阶级性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甚至牵涉到孝产生在什么时候,中国的孝道什么时候确立,以及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舜这个人,舜的孝跟中国孝道的确立是什么关系,等等方面,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但过去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把一切问题都拉到阶级分析上去,结果使人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比如把孝说成封建伦理道德,就是这样。要看到,在阶级社会,并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阶级性,更不要说无阶级的社会。比如语言,它可以表现各种不同的阶级感情,但语言没有阶级性,把语言跟阶级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
语言没有阶级性,不是笔者的意见,那是斯大林的经典言论之一。
六十年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晚年,苏联学者就语言学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当时这种论调占主导地位。有人还把语言说成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写信给斯大林,请求斯大林发表意见。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回答人们存在的疑问,于一九五〇年在《真理报》连续发表,后来出版了单行本。斯大林说:
 
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个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03页
 
斯大林追述了语言的历史发展,说:“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语言,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斯大林强调,“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斯大林看到了一些人制造阶级语言的企图,但他说:
 
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
                              ——同上,第507—508页
 
斯大林这篇文章,是从语言跟上层建筑的关系说起的。为了节省篇幅,让我引用《马克思主义辞典》中有关条目的解释:“在这部着作中,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他针对苏联语言学家马尔等人把语言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语言有阶级性的观点,指出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造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完成的,语言的质变不是经过爆发,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文中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文中批判了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用起来的观点……”(吉林大学出版社版,第111页)
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也违背了列宁主义,有时候是明目张胆地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在列宁头上,让列宁做他现代专制主义的“导师”和背书人。但是在语言的本质这点上,斯大林表现了惊人的理智和公正。这对于那些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人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根据斯大林“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的论断,我们不仅可以推论出孝不存在阶级性,甚至可以扩展到其他许多社会意识上,比如伦理道德,比如人们的价值观念,比如文学艺术等等,毕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是,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只存在在阶级社会,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阶级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孝”的本质呢?
就其实质而言,“孝”是人类本身再生产的需要,是人类生命哲学的构成原点之一,另一个原点是养。以人的生物性说,一个人一生不外养和孝两件大事。养者,生养、教养也,即制造出下一代,并把他培养成人,成才,以接替自己。《孝经》第九章有“父母生焉,续莫大焉”的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世代接替的重要;续,便是延续生命之意。孝者,孝养、孝敬老人也,直到送终和死后祭祀。这是“报恩”,更是人类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赋予每个人的神圣使命。即使在动物身上,孝也能体现出来。乌鸦被称为“孝乌”,又叫“孝鸟”,就因为它有“返哺”这种和人类的“孝”相似的行为。这实际是它的本能。人类和“孝乌”之类动物的区别,乃在于人类的此种行为早已升华为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道德行为,而远离开本能。
养和孝构成人类延续生命的两个环节。每个人都是养和孝的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先是自己被养,然后养人;先是自己孝人,然后被孝。不孝,有背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不养,怎能期待下辈人孝顺自己。养下代,孝上代,人人如此——生命的链条就是这样构成的,养和孝也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两项神圣使命。如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两项使命,就整个人类说,当然显示不出太大的影响,但就个体生命说,影响是显着的,巨大的。人到老年而无子,或子女不孝,那他晚年生活之凄凉,悲苦,无人可以想象。老年人的一切,全都寄托在子女的孝顺上。这在“养老”成为社会化的公益事业之前,尤其明显。历史上不乏“非孝”之人、“非孝”之论,比如在中国古代,法家和道家就对孝持一种反对和否定的态度,但它是有违人类生命哲学的。儒家提倡孝道,无论出于何种功利目的,你不能不说,它适应了人类生命哲学的需要,应该肯定。
孝不仅仅是人类生命哲学的构成原点,还跟人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的养成,有极大关系。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首先从跟亲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家庭中出现的矛盾,其根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儿女不孝。近几十年来我国出现的家庭矛盾,直接根源,便是孝道被当作封建伦理从人们的行为中、意识中和文化心理中清除了出去。近年来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非常及时。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建立和谐家庭,而孝正是关键因素,要建立和谐社会,只有从提倡孝道做起。正是:建立和谐社会,首在建立和谐家庭;建立和谐家庭,首在提倡孝道。
把孝错误地当作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看到孝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就忽略了它的本质及其在人类再生产中的伟大作用,如同人们在倒洗澡水时把婴儿一起倒掉。人类文化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应该用新的观点、新的态度看待“孝”。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增加,我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我国将很快进入老龄社会。再者,我国多年来实行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国策,这就造成人口世代成倒金字塔结构,即两个老人靠一个下辈人奉养(支撑)。生了男孩子的人还好,若是生了女儿,到女儿远离自己以后,他们的晚年生活会感到凄凉和孤独。当然养老事业社会化是必然的,我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相信今后还会做出更大得多的努力。但是,再好的社会化养老,也不如由亲生子女照料会带来更多的天伦之乐。亲情的温暖是任何一种“关怀”、“照顾”都无法代替的。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和旅游事业的快速增长,世界变“小”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接触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亲密,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越来越显得必要和紧迫。同时,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即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延续依然要依靠家庭,要依靠一代又一代人“养”和“孝”两个链条的紧密相接。这样,孝就同时跟所有的人密切不可分割,其作用必然不会仅仅限定在我国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东方各国。剔除孝在执行中的偏差,发扬正确的部分,使之成为全人类伦理的重要构成因素,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中华民族将会给予全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
本文的结论是,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本质是好的,应该发扬下去。肯定孝,提倡孝,不是“向传统回归”,也不是“重建传统的孝道”,而是在新的时代,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丰富、完善我们人类的生命哲学,丰富、完善我们的人格修养,丰富、完善中华民族的伦理价值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要发扬孝道,关键在于认清孝的本质,破除对它的错误认识。
 
                                     2007年9月17——19日初稿
                                     2008年5月30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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